(原创)招商引资理论发展于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改革开放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1978年后制定的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政策。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所以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因为: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经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会议。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第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一、改革试验田里结出的金瓜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大背景下,招商引资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它不同于历史上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侧重于智力引进的传奇故事,但根植于历史,立足于现实,使其内容与形式都赋予了新的内涵。
1978年初,邓小平访问了日本、欧洲和东南亚国家。日本现代科技的发展水平和新马泰充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978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回到北京后,向国务院提交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该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到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刚从西欧考察回来的谷牧副总理深感开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这个送来的报告十分赞赏。当年6月该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并且鼓励把出口基地办起来。
这个决定促使时任交通部驻香港商业机构“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在1979年初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交了一个建议报告,主张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蛇口建立一个码头发展招商局与香港的贸易。他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都太贵,如果能在蛇口建立与航运有关的工业区,既可以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这个想法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谷牧。他们召见了袁庚,听完汇报后,李先念决定给袁庚“一个半岛”去实验。袁庚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思想不够解放”,不敢要一个半岛,只要了2.14平方公里。就这样,“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于1979年年初就挂牌成立了。于是就有了后来所说的“蛇口模式”的说法。事实上,在经济特区以及后来在整个中国推进的体制改革——特别是逐渐活跃起来的“招商引资”,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蛇口模式”有联系,是从“蛇口模式”扩散、发展出来的。
所以,招商引资虽源于中国因改革开放政策所成立的开发区,早期主要集中在吸收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但其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剧烈变化所产生的多重社会影响,则是难以用经济数据、经济指标所能简单概括的。中国早期沿海开发区的招商引资所引起的示范效应(地方经济总量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地方就业增加,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地方官员升迁比例增加)被各地政府官员发现,随后中国各级政府成立了大量的开发区并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由此可见,招商引资(或称投资促进)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关于如何有效吸引资金和技术的经济与管理相结合的学科。招商引资是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商品或劳务的交易过程中,消费者与生产者(或经营者)必然会发生和建立起双方或多方的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人们进行生产或交换的直接目的总是为了基于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在招商引资的实践中,生产者(招商者)用商品(一般主要以土地资源为主)同消费者(投资者)的消费(主要以资金投入或技术参与为主)进行交换,双方各自得到相应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招商引资活动本质上与商品的市场营销活动相类似。
二、走向世界的船票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大陆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相继设立了数百个不同类型的经济开发区,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日益强烈。但是,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吸引外资和引进境外技术一时成了亟需解决的首要经济工作。由此,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都相应开展了吸引外资和引进境外技术的工作,即招商引资活动。然而,大部分招商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招商者并不完全知道推荐中的产品(经济区项目)在投资者中的命运如何,并不完全知道投资者对其经济区项目的需求量是多少,也并不完全知道在投资者中有多少竞争者。在这一阶段,招商引资失误,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教训非常深刻。许多决策者并不清楚:商品销售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将企业生产的商品推向消费领域;二是从消费者那里获得货币,以便对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消耗予以补偿。企业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采用先进生产组织方式进行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在资源短缺的现实经济中,它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集中和生产专业化,能够利用规模经济规律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和传播新的生活标准。商品销售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最终完成环节,即通过这个环节把企业生产的产品转移到消费者手上,满足其生活需要。在另一方面,社会选择市场和商品交换方式,在企业转让产品给消费者的同时,通过让企业获得货币,是因为社会需要保持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以便更多地获得提高生产效率的好处。通过商品销售,让商品变为货币,社会可以为企业补充和追加投入生产要素,而企业因此也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那种相对盲目的招商引资状况才有所变化,决策者才在一些招商引资失败的教训中逐渐清醒起来。由于资金和技术投资相对集中以及全球跨国企业的进入,招商者迫切要求对投资者进行了解以便在对投资者的招商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由于通过对前一阶段招商引资活动的总结,特别是对盲目行为的反思,更实际地需要对投资者进行必要的客观分析和了解。预测投资者的发展变化趋势,合理分配资源,掌握投资者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行招商决策,并制定有效的战略、策略和实施计划,由此招商引资的理论与实践逐渐成熟起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之一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实质上反映了我国现实状况的历史性变革,从“落后”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从“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在新时代,很显然:招商引资活动将成为解决社会主要主要的重要抓手。
1.解决结构性矛盾,需要招商引资提供新的发展机会。“落后”一词已经不能准确表达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某些领域甚至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整体生产力毫无疑问处于世界前列。显然,“不平衡不充分”对我国生产力现状的描述更为准确到位,既反映了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的现实,又准确概括了当前中国发展格局和生产状况中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很明显:离不开招商引资活动的开展。
2.落实全面发展,需要招商引资提供新的发展活力。用“发展”代替“社会生产”展示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社会生产”的概念运用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表达了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时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导向。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较过去显著提升。社会发展已经由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全面的发展。全面的发展虽然仍然需要经济发展作为基础,但内容更为广泛丰富,还包括社会文明的发展、体制机制的演进、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等。即使经济发展,也由重视数量提高的发展转变为更能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发展。如今,仅仅强调生产进步已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立体需要。因此,“发展”概念更好地反映了时代对于社会前进的理解。
3.美好生活建设,需要招商引资提供新的经济项目。“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全面概括当前人民群众的全方位多层次需要。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需要也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释放,日益多样化、差别化、个性化。显然,“美好生活”的表述能够更加全面地表达这种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还有制度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只有温饱需要,还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美好生活”这一概念充分反映了当前人民需要的全面性。
社会主要矛盾的崭新表述反映出当代中国新的时代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时既要看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要在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中看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这样才能制定更为合理全面的招商引资大政方针,才能更有效地、循序渐进地解决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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